卓创资讯 生猪课题组：孙继森

导语：宏观经济与畜牧业两者看似距离遥远，但实则关系密切。两者之间共同影响，但又主次分明，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对畜牧业产生方向指引，畜牧业的发展通过其产品的消费反向支持宏观经济的运行。具体来看，宏观经济将通过对货币、企业经营和人均收入等要素的整体影响来对畜牧业产品的需求进行传导，餐饮消费则是两者的联动体现。而2023年的复苏之年，也或将为畜牧业产品带来一定的需求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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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与畜牧业的关系可以分两个角度，一是宏观经济对畜牧业的传导，二是畜牧业对宏观经济的反馈。首先从宏观经济对畜牧业的传导来看，宏观经济更多的是解决资源的整体配置，那么其对畜牧业的传导除了通过对畜牧业行业内本身的宏观调控之外，还通过影响货币、居民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利率水平等要素来侧面对畜牧业产生联动影响。而从畜牧业对宏观经济的反馈来看，畜牧业是基础产业，覆盖民生，更多的是通过其畜牧产品来保障人的基础和消费，从而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两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成就。

从产值角度来看，畜牧业产值持续保持增长，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程度在不断的下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畜牧业产值为39910.83亿元，分别占农林牧渔业与GDP的比重为27.15%和3.47%。但从趋势上来看，两者在长周期均表现出下滑的态势。究其原因，畜牧业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疫病等种种因素的限制，生产效率提升缓慢，导致其产业发展速度不及其他行业，占比逐渐走低。同时生态环境压力也促使畜牧业从只追求经济收益转变为同时追求经济和环境收益，也同样促使了畜牧业产品质量的提升，更好的反馈至宏观经济发展。那么，两者究竟是如何产生密切联系的呢？

首先，人口是宏观经济与畜牧业的链接点。

畜牧业更多的是通过其产品保障国内民生供给。而肉类商品是畜牧业消费中的核心构成，而猪肉是我国居民肉类消费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猪肉产量为5541万吨，占据畜禽肉类产量的一半以上。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现实，2022年我国猪肉消费量占全球猪肉消费量的51%左右，中国人均猪肉消费量约为世界人均猪肉消费量的2倍，国内的人均肉类消费的增长也主要是靠猪肉消费支撑。而从现阶段来看，2020年，企业经营受损，居民收入降低，在此背景下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明显，消费偏好或出现明显的变化，畜牧业产品消费整体出现明显下滑。随着企业经营逐渐恢复正常，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畜牧业产品的消费有望得到修复，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速度缓慢或导致牛羊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或有所减弱，也正因此人均猪肉消费有望出现明显的增长。

其次，餐饮消费的变化是畜牧业与宏观经济的联动体现

餐饮对食品相关商品的消耗能力强于居民家庭消费，其同比增速的下降，也将普遍影响到包括生猪、肉蛋禽等商品在内的市场消费需求。随着餐饮消费品的增多，猪肉整体中的消费仍然具有一定的特征，从图4中可以看出，剔除非洲猪瘟时期，餐饮收入同比与生猪价格同比变化在趋势上大体保持一致，两者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今年以来，餐饮消费一直呈现加快恢复向好态势。今年一季度，全国餐饮收入12136亿元，同比增长13.9%，特别是3月份，餐饮收入增长26.3%。且从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服务业的复苏是本轮经济复苏的主要推手，那么餐饮增长仍将会维持一段时间。也正因此，畜牧业产品的需求端也将存在一定的增量预期。

最后，宏观层次的货币是畜牧产品价格的底层支撑

宏观经济的整体情况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导致货币总量发行的变化，货币又是价格形成的底层支撑，那么宏观对于畜牧业商品的影响也将通过此路径有所体现，因为生猪价格是居民消费指数（CPI）的主要影响因素，货币政策的调整也将带来CPI的变化。

同时货币供应量同收入、消费、价格和投资等都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货币政策的宽松与紧缩也会显著影响商品的价格，狭义上来说，货币宽松会导致物价上涨，货币紧缩会导致物价下跌。从图5生猪价格同比与M1的同比增速来看，两者亦存在这种关系。M1指的是狭义货币，其主要认为货币的主要职能就是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因此它可以很好的代表商品终端消费所代表的货币供应量。

从货币政策的方向来看，随着美联储5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落地，市场对6月份其继续加息的预期有所缓解，并认为可能暂停加息。届时我国的货币政策空间或有所放开，货币政策存在持续宽松的可能性。而仅从货币角度来看，生猪价格或存在向上的要素基础。

综合来看，宏观经济将通过对货币、企业经营和人均收入等要素的整体影响来对畜牧业产品的需求进行传导，餐饮消费则是两者的联动体现。2023年是服务业复苏引领消费复苏的一年，受居民生活半径的恢复影响，餐饮消费是消费复苏的主线，或将给畜牧业产品的需求端带来一定的增量，提供价格的上涨动力。